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起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骗的和但求受骗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