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世纪的农民阶级，经过了领主权力和庄园法相结合，同时其内部也起了显然的分化。除这些隶属的阶级，还有在领主土地村落自治体之外，占有自由的世袭租借地的自由农民，后来就成为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只需缴纳免役税，领主对他们亦无司法的权力。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但就大量的聚集而言，也不过偶见于若干地方而已。例如封建主义从未发达过的挪威，他们被称为“自由农民”，以区别于没有土地、没有自由及隶属于自由民的农民。北海的沼泽地段，弗里斯兰（Friesland）、迪特马什（Ditmarsch）、阿尔卑斯山（Alps）的部分地方，蒂罗尔（Tyrol），瑞士以及英国，亦均有之。此外，还有俄罗斯的许多地方有屯田农兵，他们是田地的所有者；除他们之外，再加上拥有小农地位的农兵阶级，就是所谓的个体经营者。
封邑制度发展的结果，使国王在实行租税征收制度时，贵族们可免除租税，而无拳无勇的农民，则有缴纳租贡的义务。为了提高国家的武装力量，法国的封建法律规定了“没有领主的土地”原则。此原则的用意，在于增加可资分封的封地，以保障军事的力量；德意志的国王，每次将土地分封时，必须重新强制规定封建关系的原因和上面是一样的。贡税义务上的此种分化，以国王保持农民土地为出发点。国王不希望农民的土地被夺取，因为这样一来，课税地将因此而逐渐减少。所以国王进一步施行保护农民的制度，禁止贵族们夺取农民的土地。在经济上，就产生了如下的结果：（1）庄园领主的大家族和农民的小家庭同时存在。农民的负担，本来完全为了满足领主自身的需要，因此就为传统所固定。故农民除自身的生计与纳税义务之外，绝不想从土地上多得些收益，超出其必需之上。而在庄园领主方面，他们既然不是为了市场贩卖而生产，故也不想增加租贡。庄园领主的生活方式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没了多大的差别。所以马克思说：“领主的胃口，是对于农民榨取的限度。”至于农民在传统上被强制的贡献，则受到庄园法和利益的一致保护。（2）国家因为租税征收上的利害关系而维护农民后，法学家，尤其是法国的法学家，也起而加以干涉了。罗马法并不像普通人所想的那样，使古代日耳曼的农民法律趋于崩溃，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利于农民而反对贵族的。（3）农民对于土地，有不可分离的义务。其中有因个人的效忠而起的，也有因领主须对农民的租税负责所致的。但此种义务，逐渐被贵族们所利用。农民如果想脱离自治体，他们就必须放弃其所拥有的土地，并且找到他们的替代者。（4）农民对于土地所拥有的权利，变得非常分化。对于不自由的农民来说，当其死亡时，领主一般有收回其土地的权利。倘若没有多余的农民，因此不能利用其所收回的土地时，领主就要征收死亡税和遗产税等。自由民亦有两种：或是佃农，随时可将契约解除；或是世袭的租借民，则不得任意解除契约。两者的法律关系，亦均清楚明白；不过国家的权力屡加干涉，而且发布禁止解除的通告（所谓租佃权）。本来是自由民，之后成为领主的从属者，自然为领主所束缚，反过来说，领主亦与从属者相关联。领主不得将自由农民简单地解约，早自《萨克森法典》（Sachsenspiegel）制定以来，领主对于自由农民，就必须用金钱支付小注的资本。（5）领主往往把马尔克及牧场都兼并为自己的产业。开始时，酋长本来是马尔克的首领。经过中世纪，领主的统治权逐渐发展出对于马尔克牧场和村落牧场的封建专有权。16世纪时的日耳曼农民战争，主要反对的是此种夺取，而不是租贡高导致的。农民要求得到自由草地及自由森林，但因为土地已过少而不能给予，结果就有了危害不浅的滥伐森林行为，例如在西西里。（6）庄园领主攫取了许多的特权，例如磨粉特权、酿酒特权、面包制造特权等。这类垄断权，最初并不是强制获得的，大概因为当时只有庄园领主，才有能力置办磨臼和其他的设备。到了后来，在其使用上，才开始渐渐实行压迫性的强制。此外，关于渔猎和运送业务等，领主亦有许多特权。这类权利，产生于对酋长（之后对裁判领主）的义务，用于经济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