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自从1962年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突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到处都在突出政治，农村也经常开会搞学习，而在长山子村，这样的政治学习会却开得不多，甚至有些抵制。这使我略微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人在这方面做文章。同时，文艺界又正是多事之秋。1962年的大连农村题材小说会议被批判了，我又是会议的参加者之一。1963年文艺界又传达学习中央的两个批示，说许多协会已经滑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于是弄得人人检查，个个过关，折腾了半年多。在这场运动学习后，我又来到了长山子村。
那天，我从班家河小站下了火车，这里已经建成了一条通向长山子的乡路，路边还栽上了一排排新绿的柳树。长山子村新开的稻田地里，渠埂修得整整齐齐，秧苗嫩绿挺直，一架抽水机正在向顺水沟里放着清水，这是一片多么美好喜人的风光啊！
我还没有走进村子，王恩成已经从半路迎了上来。他高兴地向我介绍了长山子的生产情况：苹果已经剪了枝，葡萄搭上了架，玉米和高粱长势极好，加工厂安装了新的机器，小学校的窗户上了玻璃……他问：“我们还该再抓什么？”
是的，再抓什么呢？我既为长山子已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又有些茫然。那时候，全国都在大抓阶级斗争，而我在长山子却是在抓生产建设，我已预感到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我记得就在前几天的一次省委会上，一位省委书记郑重其事地说：咱们省有一位作家，住在辽河边上，他走的是肖洛霍夫的道路。这句话无疑说的是我，使我感到了压力。但王恩成却并不了解这些，他也不十分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他十分不解地问我：“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现在农村形势这么好，为什么报纸上天天批评邓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