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大批文学研究者转向了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而有些文学研究者热衷于搬运西方各种文化研究理论,把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知识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一一拿来操练,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已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和最热闹的西方文化理论的表演场。在这样一些研究中,文学文本已成为纯粹研究材料和佐证,没有人再关心文学的自身品质、意味、修辞,大家不再把文学文本当成文学来读,它们只是一个丰富的材料库,众多文学研究者各取所需地从中夺取合乎其研究目的的资料。研究文学的学者们似乎已对文学麻木了,丢失了感应,文学似乎已激发不起研究者们情感的波澜,拨动不了他们的心弦,引发不起他们对它的韵致、艺术匠心的悠长品味。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时已遗忘了鲜活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已遗忘了文学研究还需要被文学感动并把这种感动带到研究中去,他们在研究文学时杀死了文学。这样研究文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像我的一个在大学讲授和研究文学的朋友所说,每天都在那里弄文学,然而,文学却离他越来越远。当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授文学时,他感觉到一种与文学很深的隔膜就存在那里,他触不着文学,他最终给学生的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和思想,而关于文学本身他什么都没有说。学院的文学研究已到了这种远离文学内在品质的地步,这是文学的悲哀,更是文学研究的悲哀。在这样一种放逐文学的文学研究气氛中,《挑战》那种执着于文学文本,执着于审美体验,执着于直接的阅读经验传达的“文学式”的文学批评实在让人怀念。陈晓明曾说过:“我只对最高的正义负责,正如我只对根本的是非较真一样。”[60]在这里我愿意把这个“最高的正义”理解为文学,我也把《挑战》看作是他对文学这一“最高的正义”负责而创造的一个典范性“文学式”的文学批评文本。在这样一个文学研究不断地向文学开刀,肢解文字的年代,我们需要对文学负责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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