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为，康有为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经说。他早年尊周公，崇《周礼》，渴望能够有“有德有位”如周公那样的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然而，通过1888年第一次上书的大臣阻格，格不上达，不但无“吐哺握发”的周公，并且尸位素餐，壅塞鬲闭，这曾促使他去找寻新的理论依附。当康有为回到广州，晤见治今文经学的廖平，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议政，他运用今文经学“变”的哲学，糅合“三统”“三世”学说，基本上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对经学中今古文问题的转变，是和其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多年来聚讼纷纭、评价不一的名著。我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它不是导向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而是导向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对其早期的大同思想和他后来写成的《大同书》混同等价。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也在戊戌变法前后有着显著差异：戊戌变法前，以为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想望的大同境界；戊戌变法后，却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再加上一层幻想的涂饰。他“大同三世”说的蜕变，不是一般的改变旧说，而是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下，把原有进化论含义的“三世说”，改变为与革命不相容的“三世说”；斗争锋芒由针对封建顽固派，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康有为也由一个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人逐渐落后了；他所组织的保皇会也逐渐由保光绪皇帝转变为保封建政府，终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敌，并与国内立宪分子相呼应，向清政府日益靠拢，沦为反动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