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饱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其实,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做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