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种功用，尤以启发智慧为重要。启发了智慧就可以探求知识，有了知识则为人、处世或利己利人，皆有莫大的功用。因此，徐氏特别看重知识，并发表“知识重于德行”的言论。他说：富于知识的谓之明哲之士。明哲之士，见理透辟，认事清楚；能考察已往，能推测未来；处常也可，处变也可；权力不能受其威胁，巧诈不能受其欺蔽。像这种明哲之士，比较那专讲道德、死守清高的君子，有用多了。他并引了孔子之赞美颜渊，及曾参、原宪之不能列入四科，皆以才盛与否为标准，不完全谓颜渊之有盛德的关系。[13]儒家本以德行为本，徐氏亦纯正儒者，而发表“知重于行”的奇论，或矫先儒空疏之弊，或感于当时一般正人君子反以盛德受祸，此两种心理都是有的。
知识既重于德行，倘专靠聪明才智而不努力，则知识亦无法增进。所以徐氏一方面虽称美聪明才智之人，同时还要鼓励一般人的意志之努力。盖吾人求学多由意志的督迫而成；意志坚强，虽生性笨拙，也能成功；意志不坚强，纵有天才，也是无用。所以他说“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亦不能兴其功也。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治学篇》）。他又说：“故才敏过人，未足贵也；博辨过人，未足贵也；勇决过人，未足贵也。君子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过恶其有余。”（《虚道篇》）“迁善惧其不及，改过恶其有余”，即意志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