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愤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是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把他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