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为那段历史所独具的某些特征,使得情感主义作为一种关于1903年以后剑桥的某类道德话语的论点而具有说服力。由于摩尔论点的虚假性,那些其评价性话语体现了摩尔对那些话语的解释的人并不能做他们要自己做的事。然而,似乎没有任何关于一般道德话语的东西随之而来。有鉴于此,情感主义与其是一种经验性的论点,或毋宁是一种经验性论点的最初轮廓,其后或许为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考察所充实。这种经验性论点涉及的是这样一些人:当所有对客观的、非个人的标准的把握都丧失殆尽后,他们却像被此类标准控制住了似的继续使用道德的和其他评价性的表达。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各种情感主义的理论类型在特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作为对那些分有摩尔直觉主义的某些关键特征之理论与实践类型的回应。以这种方式所理解的情感主义——一种有说服力的有关用法的理论而非虚假的有关意义的理论——结果就与道德兴衰的一个特殊阶段连接起来了。这是一个早在本世纪初我们自己的文化就已进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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