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洞察到由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经济条件就这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作出了道德评价：“本富（劳动致富）为上，末富（经商）次之，奸富最下。”“鄙人有言曰：‘何知知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
司马迁大胆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矛盾，指出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并非理性的产物。甚至让酷吏自己宣称：“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事，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尤其在揭露汉儒叔孙通定礼的故事中，更骂得淋漓尽致。神圣的法律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
由此，他进一步暴露了汉代“内法外儒”的道德实质，一种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态欲自快”，这是有权有势的人的道德，另一种是老百姓的道德，“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扦当世之文周，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游侠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