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决定我们时代的焦虑，正是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人害怕已经失去或不得不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处境就表现为当今的存在主义。
哪一种勇气能够把表现为怀疑与无意义的非存在纳入自身呢？在寻求存在的勇气时，这个问题最重要也最使人不安。因为，对无意义的焦虑瓦解着对命运和死亡、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还比较坚固的东西。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怀疑还未能瓦解最终责任这一确定性。我们受到威胁，但没有被毁灭。然而，如果怀疑和无意义占压倒优势，我们便感到落进了深渊，生命的意义和最终责任的真理都消失不见了。没有这种感受的有两类人：一是斯多葛派，他们以苏格拉底式的智勇战胜了对命运的焦虑；一是基督徒，他们以新教的接受宽恕的勇气战胜了对罪过的焦虑。对他们来说，甚至在因必死而绝望、因自我谴责而绝望时，意义也仍然得到了肯定，确定性也仍然得到了保持。但这两类人在处于怀疑和无意义的绝望中时，则都被非存在吞没。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有没有一种勇气能征服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换言之，那被接受下来的信仰能否抵御以最激进的形式出现的非存在？还有，信仰能否抵御无意义？有没有一种信仰能够与怀疑和无意义共存？这些问题便导致我们去思考本讲座所述问题的最后一个方面，也是与我们时代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如果产生存在勇气的所有渠道都为我们对于这些渠道最终无用的体验所堵塞，存在的勇气又如何可能呢？如果生命与死亡同样无意义，如果罪过与完美同样可疑，如果存在与非存在同样无意义，存在的勇气又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