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的畅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册之后的每一期里，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等，都对国人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原则出发，强调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上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计，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西方近代鉴于中世纪的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由此，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