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唐太宗当堂驳斥了魏徵的意见,他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现在,有些半吊子历史学家说唐太宗是鲜卑人,因此才对游牧民族如此宽容和优待。这纯属胡说八道。李世民的鲜卑血统主要来自其母系,而古代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谱系是只承认父系的(如欧洲的萨利克法)。而且,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也采用只研究Y染色体单倍体的方法来研究民族演变,因为只有Y染色体在遗传中能够保持稳定性(只有男性有Y染色体)。因此,李世民是毋庸置疑的汉人。他对于处理少数民族俘虏问题的考虑,也反映出一个汉族帝王基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考虑。一方面,基于道家思想,他认为鸽派“化胡虏为农民”的同化政策“乖违物性”,也就是说,强迫游牧民族去种地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另一方面,基于儒家思想,他认为“杀降不祥”,更是坚决不同意采用魏徵所提的迫使俘虏返回塞北的变相种族灭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