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由此开始以“意志的胜利”来操控农民，他们灌输给柬埔寨人民一种疯狂的想法，即任何真正的高棉人相当于30个软弱的越南人。民主柬埔寨使部分高棉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有能力入侵其邻国并“收回”湄公河下游地区的。这种逻辑无疑是自杀。柬埔寨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红色高棉践踏了革命旗帜，它所做的与其所宣扬的截然相反。这些开始清醒的人通常会被当场击毙，或送到吐斯廉(Tuol Sleng)。但是，安卡和军队都被进一步削弱了，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些错误，他们开始打破它，并最终导致了波尔布特政权的消亡。对此，奈恩诉诸基尔南的解释：“农民起初积极地支持红色高棉接管这个国家，但是随后却大失所望，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家庭生活本身受到威胁时。……波尔布特的乡村乌托邦真正的目标是结束农村生活。……对暴力和死亡，基尔南判定农民是有罪的，但是情有可原的境遇是，起初他们必须让他们进来反对城市居民，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但后来被迫对自己的作为进行忏悔。”①奈恩紧接着评价道：“柬埔寨版本明显的是他(盖尔纳)经常描述的主流模式的一种病理转移。”②可见，柬埔寨的农民沙文主义是民族主义病理的极端表现，它通过再现乡村、血液和土壤的主要因素，形成暴力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