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就挑了这么位出色的世界公民做管家吗，伯爵先生？”德布雷问，“他一年要揩您多少油？”
“噢，说句公道话，”伯爵说，“我相信并不比别人揩得更多。但他挺能干，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我把他留下了。”
“那么，”夏托-勒诺说，“您什么全都有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公馆、仆人、管家，现在只缺一个情妇了。”
阿尔贝会心地一笑。他想起在阿根廷剧院的伯爵包厢里见过的那位希腊美人。
“我有比这更好的，”基督山说，“我有一个女奴。你们的情妇是从歌剧院、歌舞厅和杂耍剧院包来的；我的女奴是在君士坦丁堡买来的。代价虽然大一些，但有了隶属关系，我就无须担心了。”
“可是您忘了，”德布雷笑着说，“正如查理国王说的，我们不仅名义上是自由的，而且骨子里也是自由的。您的女奴一旦踏上法国国土，她就自由了。”
“谁会把这些话告诉她呢？”基督山问。
“哦！谁都会。”
“她只懂希腊语。”
“那就没办法喽。”
“但我们至少能见她一面吧？”博尚说，“另外，您既然有哑奴，说不定也有阉奴吧？”
“那倒没有，”基督山说，“我的东方化没到那程度：我身边的人随时都有离开的自由，只要他们不再有求于我，也不再有求于任何人，他们就可以离开我。但也许就为这，他们都没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