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 “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九月，君臣论治，王珪批评了“近代重武轻儒”的倾向，认为汉朝宰相无不精通一经，以经术致治， “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唐太宗听了， “深然其言”。君臣们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儒学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这就揭示了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
正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又以颜回为先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加以顶礼膜拜。史称： “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州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又下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维持供养。可见，唐太宗的尊孔崇儒要比高祖时深化一步，反映了贞观盛世的需要。
唐太宗不仅尊孔，而且敬仰历代名儒与经学大师。例如，贞观十四年二月下诏，指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对唐初经学很有影响，所以要加以优赏，把他们子孙的名字呈报上来，予以荫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