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所谓国与家也，人类之抟结，族而已矣。族之大小不一。今古文家所说之九族，皆族之一种也（今文家兼女系言之，时代较早。古文家专就男系言之，盖在宗法既完备之后也）。合族而居，治理之权，必有所寄。所寄者亦不一。周之宗法，亦治理之一法也。古家字有二义：一卿大夫之家，一即今所谓家（《诗序》：“国异政，家殊俗。”《正义》：“此家谓天下民家。《孝经》云：非家至而日见之也，亦谓天下民家，非大夫称家也。”）。今所谓家，其职有四：（一）为夫妇同居之所。（二）上事父母。（三）下育子女。（四）则一家之率同财，有无相通。此所以相生相养也（家之制亦不一。中国普通之家，则系如此。自古迄今，无甚大变。此即古所谓五口八口之家，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者也。今人多诋中国为大家族，其实西人之家，较之中国，亦仅少上事父母一端耳。数世同居，宗族百口，在中国亦非恒有之事也）。国则操治理之权，谋公益，禁强暴，所以维持现状，更求进步者也。二者不可缺一，在古代皆宗族职之。其后则相生相养之道归诸家，治理之权操诸国，而所谓宗与族者，遂有其名而亡其实焉。此其故何哉？曰：社会之变迁为之也。古代亲爱之情，限于同族（《左》僖十年，狐突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成四年，季文子引《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皆古人歧视异族之征也）。后世则扩而渐广。泛爱之情既进，偏私之念自祛，一也。古代分工未密，交易未开。生事所资，率有自造。既非独力所及，自不得不合亲族为之。后世则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所待以生者，实非亲族，而为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事既不复相资，何必合亲尽情疏之人以共处？二也。古者生利之法甚粗，欲利之心亦淡。胼手胝足，皆为族谋。后世则智巧日开，愿望日富。族中有私财之人遂日多。有私财之人多，则如大功以下同财等小团体，潜滋暗长于大族之中矣，三也。聚居之制，必与营生之道不悖，而后可以持久。然如耕农，一夫百亩，方里仅容九夫，其必不能合族而处明矣，四也。凡此皆家之所由兴，而族之所由散也。至于国之所以立，则由族长所治，非复一族之人，遂渐变而为君主。其所遣分治之子弟，亦渐变而为官吏矣。两族相遇，不能无争。亦或以治化之优，酋豪才德之异，此族自为彼族所归向。皆血统不同之族，所以渐合为一，而国之所由立也。夫使人类之组织，无大于族，则两族相遇，苟有龃龉，即须决之以兵争，此殊为人情所不便。故诸族之中，苟有一族，能平他族之争者，他族自乐归之。虞、芮质成是也。联众族以奉一尊，虽不必出于要束，然能持久而不涣，亦必为众之所利，而后能然。故民约之义，不能执史无其事以为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