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内地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丹诺普印刷机[1]和油墨滚筒。安古兰末虽然凭着当地的特产[2]同巴黎的印刷业经常接触，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这句话现在可用不上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当时还用皮制的球，给掌车工人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安放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作“云石”。这种机器尽管简陋，埃尔塞弗，柏朗坦，阿尔特和第多[3]，用来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如今遍地都是新式的印刷机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当作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已经给忘得干干净净，需要我们重提一下才行；因为那些工具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颇有作用。
赛夏出身是个掌车的。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称掌车工为“大熊”。他们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往往，动作很像关在笼子里的熊，那绰号大概是这样来的。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作“猴子”，因为他们忙忙碌碌老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里捡铅字。在一七九三那个灾深难重的年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4]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亏得上了年纪，成了家，逃过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所谓“傻瓜”，死去不久，遗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看来铺子立刻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没法变成猴子，因为他只管印刷，一字不识。一位人民代表[5]急于分发国民议会的皇皇文告，不管赛夏有无能力，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赛夏公民[6]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只花一半价钱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奚罗姆–尼古拉·赛夏正在为难，幸而碰到一个马赛的贵族，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特·摩公勃伯爵穿上寒碜的工衣，做了内地的印刷监工。某些公民为着隐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布告，就是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的，再由升任傻瓜的大熊拿去印刷，张贴。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不得不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接替特·摩公勃伯爵，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7]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族院和特·摩公勃伯爵坐在一张凳上。尼古拉·赛夏在一八〇二年上不比一七九三年时多识一个字，却赚了不少钱，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见着害怕。贫穷消灭了，啬刻脾气跟着出现。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他仗着自己的经验，瞧不起理论。他只要眼睛一望，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估出一小页或一整张的价钱。他告诉外行的主顾，大号的铅字成本贵；倘若用小号的铅字，他又说排起来费工。他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是排字，最怕弄错，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凡是按时计酬的工人，赛夏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有什么纸厂周转不灵，他买进便宜的纸张囤起来。因此，那所不知从什么时代起就做印刷工场的屋子，一八〇二年时已经是他的产业。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老婆死了，只有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主要不是给儿子受教育，而是替自己预备后任。赛夏待孩子很严，有心把家长的威权延长时期；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做活，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的父亲。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赛夏听着他的指点，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安排妥当，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那时铺子交给一个能干的年轻人，不怕不兴旺发达。大卫·赛夏在安古兰末中学成绩优异。老赛夏虽然是从没有知识没有教育的大熊爬上来的，非常瞧不起学问，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好不严厉的嘱咐大卫别指望老家的接济，必须在巴黎，据他说是工人的天堂，好好的攒一笔钱；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卫在巴黎一边学印刷，一边进修，完成学业。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一八一九年年终，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回去接管买卖，离开巴黎，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个钱。当时尼古拉·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的报纸，那是州内独一无二的刊物，另外还承接州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靠着这三宗买卖，一个活跃的青年不难挣一份大大的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