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考古主义，新时期的随意编造或戏说历史的新历史小说是一种拒绝进入历史的反历史主义，那么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则表现出一种“以今溯古”的历史观，即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所说的存在历史主义。这种存在历史主义的特点就在于不把历史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过去”，而是将历史、现实、未来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充分认识与透彻感悟。《故事新编》将历史作为现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探讨现实事件的历史根源，并由此来展望未来的发展之路。所以鲁迅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没有将其封闭在“过去”，而是向着现实敞开，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杂糅，以求展露出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在《故事新编》中，他创造性地将古人今人打成一片，历史地审视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命运。在他看来，现实中的事总是与历史有着一定的关联，现实中处处都保留着历史的遗传，他说：“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吗？”[27]历史是指向将来的，历史对现实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28]在历史观念上，鲁迅也一贯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古今是相似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29]“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激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30]鲁迅认为中国的事情往往不仅“古已有之”，“今仍有之”，而且难免“后仍有之”。[31]《理水》中大禹在登基之后开始讲究礼仪服饰，而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王金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进入绍兴，也有类似的变化，那就是：“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