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传统文学与乡野民间的“俗趣”，提升到高贵典雅的艺术形态，李劼人的成功，无疑给我们以丰富的启示。而作为将雅俗融汇到一种出神入化境界的经典杰作，《死水微澜》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蕴，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四）现代历史剧的“新旧雅俗”与“古为今用”
若依据“新旧雅俗”之视角，对现代历史剧做一整体观照的话，则会发现另一番图景。五四文学革命后不久的文艺界，曾一度认为“新”与“旧”是势不两立、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新剧”（话剧）之“新”不仅体现在其艺术形式和思想主题上，更直接表现于各自的取材和题材上。所以当郭沫若等人以现代话剧演述古代历史时，在当时颇招致一些新派激进人士的非议，甚至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历史剧“颇有复古运动之倾向”，并认为“既曰创作，不当再于古纸堆中讨生活”。[14] 以至于郭沫若不得不反复申明，他创作历史剧只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吹嘘些生命进去”，是绝不可与复古派同日而语的。针对这样的指责，郭沫若还做出了颇为情绪化的回应：“他们如说我做的古事剧不好，他们能够指出我的不好处来，那还可以佩服。如说我做了古事剧便不好，那譬如一只盲犬在深夜里狂吠，我只好替他可怜了。”[15] 言辞如此激烈，却也可以从侧面折射出，郭沫若对自己的历史剧有可能被批评为与“现代性”剥离所产生的焦虑是何其严重了。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将文学的“新”之特质，当作了现代文学合法性最根本的要素。而郭沫若为其历史剧的辩护理由，则是他反复强调的、要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历史题材之中，这与当时史学界以“现代”“科学”的观点，重新阐释古代历史的主导理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