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成立，令孙中山喜出望外，尤其是大批留学生接受革命主张，使其感到依靠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各种公私场合一再表露自己的喜悦心情，如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说：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28]
一个多月后复函陈楚楠，又对各省留学生积极加入同盟会表示欢欣鼓舞，“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29]后来他忆及当时情形，依然热血沸腾，“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30]这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前此依靠朝野各路“英雄”，这些人的“大者王小者侯之思”相当普遍，约法的重点不能不针对其野心。如今有了大批饱学之士，各具国民权利义务观念和道德责任心，由他们担任起义首领和军政府首脑，带领国民军，自然愿意实行共和宪政，则抑制军帅野心的功能相应可以减少，而引导国民的责任随之增加，也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