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挑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