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关于君主论。这时期的君主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正面的理论阐述上，建树不甚突出。司马光的《稽古录》略有评论，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在分目论列上颇有可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已难得有正面阐说君主的专书。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是以批判君主专制为宗旨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君主论已经到了终篇的时候了。我们说的此时历史观的嬗变，这是主要标志之一。
第六，关于国家论。司马光强调“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王夫之强调“国是”“民情”“边防”，其间贯穿着国家职能之观念的不断增强。自宋迄清，在国家行政建置方面，各有论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都是论国家职能的大文章，具有古代国家论的总结性质。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了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是臣民对于君主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