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夫人，他们没有这些品德，至少有另外一样，那就是狂热。拿破仑可谓西方的穆罕默德；所有那些野心勃勃的无能之辈，不仅把他视为立法者和头领，还把他视为一种象征，即平等的象征。”
“平等！”侯爵夫人提高嗓门，“就他拿破仑，是平等的象征？那么，罗伯斯庇尔先生往哪儿摆呀？看来，你窃取了他的位置，给了那个科西嘉人，然而我觉得，有窃国这一件，就够说的了。”
“哪里，夫人，”维尔福说道，“我让他们各得其所。罗伯斯庇尔在路易十五广场的绞刑架上，拿破仑则在旺多姆广场的石柱上。这两个人都讲平等，所不同的是前者主张下降，后者鼓吹上升，即前者压低国王的地位，和断头台拉齐，后者抬高人民的地位，和朝廷扯平。”维尔福又笑道，“这不等于说，这两个家伙不是无耻的革命党魁，而热月九日 [1] 和四月四日 [2] 对法国不是两个喜日子，不值得秩序和君主制的友人庆祝。这同样也表明，拿破仑尽管倒台，但愿他一蹶不振，他总还有一帮狐群狗党。有什么办法呢，侯爵夫人？克伦威尔只抵得上半个拿破仑，也还有他的同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