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沉痛又怜惜，老舍何尝真的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在封建时代，除民间外，艺术通常是由统治者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谴责半是怜惜地写到禀赋优异的旗人“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旗人好玩，会玩。北京像是特为他们备下的一个巨型游乐场。他们不但穷尽了已有的种种游乐，也穷尽了当时人的有关想象。关于旗人对享乐的投入和创造热情，《红楼梦》的描写几无以复加，而且你得承认那种才秉与享乐倾向在造就《红楼梦》的作者上发挥过的功用。
匮乏经济下被旗人贵族发挥到极致的消费型文化、享乐艺术，其豪华奢靡处，与“匮乏”适成反照，其平易俗常性质，又像是对于匮乏的由审美方面的补偿。至于胡同里更为世俗的生活艺术，则几乎是胡同生活中的仅有光、色，这光色使贫乏庸常较易于忍受。到得贵族为历史所剥夺，仅余了“文化”，那种“艺术”更成为痣疣一样的外在标记。优异禀赋，艺术素养，反而深刻化了悲剧性。至于因一代贵族的沦落而有人的再造，同时使其文化民间化（如《四世同堂》中小文夫妇的终于卖艺），个人悲剧由历史文化的发展取得补偿，从大处看，更难言幸与不幸。“大清国”或许是“玩”掉的，“玩”本身却非即罪恶。何况有对历史承担不同责任的旗人，和其赋予生活艺术的不同意义。或者可以说清末贵族的奢靡有罪于历史，却不无功于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