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问题是信件转交的麻烦。18世纪信件投递周期长，逢上坏天气更慢，读写之间有一块想象的余地。1766年5月19日，卢梭给勒尼（Lenies）写信，6月10日才到达。6月14日，培鲁写于瑞士纳沙泰尔的信，半月后身在英国的卢梭才收到，他原以为培鲁不想回信。更糟的是，信件有时会丢失。6月28日，卢梭抱怨不久前给伊维农（Ivernois）的信半路上丢了。[46]当时的英国，外埠来信要求收信人付邮费，卢梭因经济困难拒绝签收，休谟获悉后，出钱替他收下这一类的信，拆阅后，若有重要的就转交给他。休谟本是好意，卢梭想到不久前丢的信，不免怀疑休谟在窥探他的隐私。孤立的事在沉郁的精神里有了确切的因果联系：“我收到您的信，它被拆开过，又重新封好，是休谟给我的，他与江湖骗子特罗尚的儿子联系密切……与我在巴黎的敌人交往频繁。”[47]
至此，卢梭的心理已失控。1766年4月中旬他持续向友人写信揭发敌人的卑劣，致信维尔德兰夫人时将休谟纳入阴谋，致信拉图尔夫人（Boy de la Tour）时说休谟企图毁坏他的名誉，致信同姓朋友卢梭（F.H. Rousseau）时怀疑休谟筹划了更多的阴谋，致信罗斯（Rose）时斥责那一伙是“戴面具的猴子带领的一群顽童，溅了他一身泥水”[48]。在孤独与惶恐里，他陷入悲观的宿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