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用僧人
僧人文觉禅师不仅住于宫中，雍正还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允裸、允糖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雍正十一年(1733),文觉年满七十，雍正命他前往江南朝山，行程中， “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的官员多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税关监督年希尧等都以弟子礼相见。由此可见，他因密参帷幄具有较高的地位，只不过始终没有公开政治身份罢了。
雍正三年(1725)五月，雍正讲“近日直隶宣化府、江南苏州俯等处竟有僧人假称朕旨，在彼招摇生事”。比丘何以敢于冒称圣旨?而且又不只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识，他的门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刚经》,据说是雍正在藩邸赐予弘素的，还有雍亲王亲书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观看，不承认是他写的。是否为他所书，今已不得而知。这件事和前述正修自称替僧相联系，二者都是和尚，皆争言与皇帝有密切关系。雍正对迦陵性音的态度，前后有绝大的变化。雍正四年(1726),雍正说他登基后，性音不图权势，到庐山隐居寺修行， “谨守清规，谢绝尘境”,与江西官吏绝无往还，一居四年，默默圆寂。又说性音对佛学“深悟圆通，能阐微妙”“其语录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赠国师，赐予谥号，其语录收入经藏。数年之后，雍正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 “好干世法”,所以在即位后即令其出京，以保护法门的清规。性音的语录也是“含糊处不少”,不是“彻底利生之作”,于是性音不能作为“人天师范”,削黜封号，语录撤出藏经。不仅如此，还命地方官查访，不许性音门徒“将朕当年藩邸之旧迹私记作留，违者重治其罪”。这些和尚声称与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认，或加斥责，究其原因，是他们假借与皇帝关系之名，干预政务，雍正对他们的排斥，是不允许他们从政，或超过他允许的范围的干政，但也从反面说明确有僧人参与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