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东告诉我，一定要吸烟，烟有意想不到的通气作用。
龙冬告诉我，一定要喝酒，酒有意想不到的滋补作用。
黄宾堂也说了一个一定，是关于情感的。
毡帽下的我，在西藏游历了十多天。实践证明，先于我去过西藏的三位说的这些叛逆的方法，与真理的作用同样强大。在西藏我抽了这辈子最多的烟，喝了这辈子最多的酒，写了从未写过的长诗，也就是从未抒过那么多的情。同时，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生命正处在空前强大时期。能在五千三百八十米的高度上放声歌唱，再深沉的灵魂也会有欢乐。
回来的时候，大家待在贡嘎机场候机。
我想起那一年在青年文学杂志社旁边的小酒馆里，老主编陈浩增举着酒杯问谁给他敬酒。我冲上去打响头一炮，一口就下去了二两。而后独自一人乘出租车一觉睡到机场，又一觉睡到候机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上了飞机，在大家的敌视中我又睡了一觉，猛听到飞机一震，睁开眼睛，已经到达武汉了。
在我的遐想中，头上的毡帽被人摘了去，徐坤在上面疾书：“狗日的假中尉！”然后还一本正经地签上名，再写上时间地点：“1995.7.9．拉萨贡嘎机场。”接下来一群人七手八脚地涂鸦，将毡帽弄成了一个时期缩影。从德国返国，还没倒过时差就来西藏的陈丹燕写道：“天天不停打电话！”她说的是真的，在亚东时，通讯光纤线路还在铺设，往外打电话只有三条卫星线路，常常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拨通一个电话。也是在亚东，女上尉川妮给驻守边关的兵哥哥们敬酒时，将自己喝醉到不得不上医院打点滴，她写在毡帽上的那一声感叹：“唉哟，刘大师！”岂是一般的感怀！沿途总是不停地叮嘱别人的孙惠芬，都要下高原了还在唠叨：“寂寞时不许歌唱！”其实这话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名。身为中校的李鑫多有自嘲：“中尉摸爬滚打，中校摸摸掐掐。”同为资深军人的陶纯写上我的小说名：“挑担茶叶上北京！”“秋风醉了，嗓子破了！”王曼玲同样写了我的小说名，上高原之前体检时，军区医院的大夫说她绝对不能去西藏，她坚持来了，且比所有人活跃。三个女兵的兵头裘山山写道：“分享艰难在西藏，永难忘！”一路上总在代表上海人民致以慰问的《文学报》副主编，一边写我“圆了中尉梦！”一边将自己弄成了“上海市长陈志强”，正是他在最后时刻将我拖上高原。此次活动的最高责任人，《西南军事文学》主编熊家海留了一句：“一冠唯盖九头鸟！”此番行程中级别最高的“兵”汪守德，更是豪爽，小笔一挥居然写下：“好好干，我将升你为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