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朵拉，那一定令人悲哀至极了，朵拉是我那风雨飘摇的小舟的锚绳和铁锚。这速记体系中的每笔画都是艰难之株中一株树干多结节的大橡树，我就那么精神抖擞地一棵接一棵地往下砍。3、4个月后，我居然把我们博士院中一个演说专家来做实验了。可是我还没动手记，那个演说专家就走到另一端去了，结果我那愚蠢的铅笔在纸上跌跌绊绊，就像它抽疯了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情景。
这是不行的，显而易见。我飞得太高，这就难以继续下去。于是我向特拉德尔请教，他建议我默写他的演说，这样就可以根据我那幼稚的程度决定快慢，并可随时停下来想。我接受了那建议，对这友好的帮助十分感激，于是我就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几乎每天晚上）地从博士家回后，就在白金汉街召开一个私人议会。
我希望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这种议会！姨奶奶和狄克先生代表政府或反对党——这要根据情形来定，特拉德尔则借助于《恩菲尔演讲术大全》或议会演讲记录来大声驳斥他们。他靠着桌子，手指揿着书页，右臂高举过头挥舞，像皮特先生，福克斯先生，谢里登先生，伯尔克先生，卡斯特里爵士，西德茂子爵或坎宁先生①那样，十分激烈地对我姨奶奶和狄克先生的种种劣迹作有力抨击；我就坐在不远处，膝盖上放着速记本，竭尽全力来跟上他。特拉德尔在自相矛盾和语无伦次方面远远超过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政客。一个星期里，他提出了各种主张鼓吹各种政策，在他的桅杆上钉着各种旗号的旗子。姨奶奶看上去很像一个无动于衷的财政大臣，只偶尔在正文需要时插进一两声。“听，”或者“不！”，或者“哦”什么的，这时狄克先生（一个地地道道的乡绅）也往往同时用力发出同一信号。只是由于在这种议会生涯中，狄克先生因为总要受到那样的指责或要对那样可怕的事承担责任，他精神开始紧张起来。我相信，他开始真的害怕他确实蓄意破坏过宪法或危害过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