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和穆木天这次友好会见后半个月左右，先生就去世了。鲁迅不可能再写文章提及穆木天或与穆木天有其他交往了。鲁迅与穆木天和解之事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只有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提到郑伯奇和鹿地亘都曾向他说起1936年9月穆木天去看望鲁迅先生的事。上面说的那首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诗《秋风里的悲愤》后来收到穆木天的诗集《新的旅途》之中。此集是郑伯奇主编的一套“创作丛书”中的一册，1942年由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穆木天诗选》中也收有这首诗。
父亲穆木天不仅在《秋风里的悲愤》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对鲁迅先生诚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而且一直把鲁迅先生的作品当作把青年人引到革命一边去的渡船。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许多书稿都丢失了，但鲁迅先生1939年再版的那本毛边的《呐喊》却跟着我们全家一起颠沛流离，保留至今。那时，无论父亲到哪所大学教书，在他的书桌上总能见到这本《呐喊》。它是父亲教授名著选读课的重要教材。1940年和1941年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时，父亲选讲了《风波》《故乡》《孔乙己》和《鸭的喜剧》。他非常注重分析鲁迅先生的艺术手法，同时又借题发挥，针砭时政。在这几篇文章的页面上布满了父亲写的眉批和画的圈圈点点。[4]由于水浸雨淋，这本《呐喊》的纸张已开始风化，封面的颜色也看不出来了，用红笔写的字迹已褪得看不清楚，用毛笔写的却依然可辨。《风波》一文是他圈点得最细的：在不断重复的“一代不如一代！”句子旁都加了圈；在七斤说“皇帝坐了龙庭了”的一行上面批了四个字“时事报告”；在议论要不要辫子那一段的上面则批了一句“酒店，农村的议会的所在”。在《鸭的喜剧》的第一页上，一再重复的“寂寞”几个字的旁边也都加了圈。想来，在那艰难的年代，在那沉寂的粤北小山村里，父亲也感到了寂寞！……这一切都表明父亲在感情上和鲁迅先生是没有芥蒂的，是相通的。想来，这与穆木天的性格、胸怀有关，也与鲁迅先生与穆木天的和解，和他们那次亲切的会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