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问他的儿子：“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
这种无形的力量避免了后代科举制度的只重才能的弊端。顾炎武《日知录，清议》：“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于清议到后来出现官官相护，彼此吹捧的现象，又当别论。）
真正使“清议”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的肇端，还在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出现的两次“党锢”事件。
当时的昏君上梁不正，“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任用小人——外戚和宦官，小人之间相互倾轧，朝堂上的第3股势力——正直的大臣势力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政以贿成，士人失去了进身之阶，在野的士人与当朝大臣合流，激扬名声，非议朝政，清议由原来的察举举士，演变成为党人之议。当权派组织反扑，将在职的大臣销职，更加使在野的士人围绕在销职的大臣周围，成为真正意义上庞大的在野党。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清议朝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继续入世，二是选择遁世，后者为魏晋源远流长的清谈、谈玄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