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等。《举贤良对策》三篇是应武帝策问而作，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文章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变，极力主张加强汉皇朝的集权统治，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从文章风格看，董仲舒一改汉初贾谊等人豪迈雄健、恣肆汪洋的文风，转为一种淳朴质实的侃侃而论。他广引经典、深奥宏博、有条不紊、从容述说，给人以淳厚典雅之感。他的这种文风是和他所宣传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这在汉代是一种新的文风，而且，随着儒家经学对汉代社会统治的日益加强，这种典雅厚重的文风也就弥漫开来。
董仲舒之外，著文以阐发自己政治思想和学术见解的还有司马谈。他是司马迁的父亲，武帝时曾任太史令，为司马迁作《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的论说散文，只有《论六家要指》流传至今。文章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术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指出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治世。在六家之中，司马谈倾向于道家，说明他受自汉初以来推行尊奉的黄老思想影响较深。这段文章虽然不长，但对各家各派的评论，准确恰当，要言不繁。思想上有偏重而无偏废，论述当在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篇》之上。在文风上，司马谈与董仲舒有相似之处，典雅庄重，不大肆铺排，以明事晓理为宗。但他又少了董仲舒的迂腐离奇，而是从容陈说，文字贯穿力极强，读后印象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