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例如，他们讲的“褒贬”，跟我们说的历史评价就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事得其实”，跟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亦不可做同等的看待；他们讲的“史德”，跟我们今天说的史德，在阶级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作为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在史学评论方面做比较开阔的思考：有的，可以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有的，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今天所用，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史学思想，繁荣史学评论，推动史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