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例如,他们讲的“褒贬”,跟我们说的历史评价就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事得其实”,跟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亦不可做同等的看待;他们讲的“史德”,跟我们今天说的史德,在阶级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作为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在史学评论方面做比较开阔的思考:有的,可以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有的,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今天所用,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史学思想,繁荣史学评论,推动史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