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后期开始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继续着国民性探索的主题，在大力弘扬民族正气的同时，也犀利深刻地解剖着各种民族精神痼疾，将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与对民族新生的呼唤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写于1946—1949年（当时老舍在美国），它描绘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间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在广阔而又复杂的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它展示的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之一，显示的是历史发展的某些根本的规律，情节曲折复杂，众多的人物各具特色，喜剧与悲剧相互交织，借北平沦陷区一条小胡同里的悲欢离合，从容地反映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气度恢弘，容纳丰厚，是反映抗战救亡的文学中仅见的史诗性巨著。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钱钟书的《围城》，小说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擅长心理描写，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面貌刻画得精微入妙，令人叫绝。
二、解放区文学的兴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呈现着另一种新面貌。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另一个抗战文艺中心，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刊物纷纷创办，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朗颂诗、墙头诗、传单诗及抗战歌曲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和根本弱点，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必须服从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