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最初后果或目标就是：将我们从个体性中剥夺出来或解放出来。我的个体性在言语中被封存之时，就是我让出我的自由和责任之时。一旦我开口说话，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单个的和独一的。无限的责任关联着缄默和秘密，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悖论的同时也是可怕的契约。这与我们平常所想到的和哲学的通常看法相左。人们的共识和哲学的观点告诉我们，与责任相关的是公开性，是非秘密，是可能性，甚至是在他人跟前说明、辩护或者承担行为和言语的必要性。而这里正好相反，具有必然性的似乎是，我行为的绝对责任，就它是属于我的、个体的而谁也代替不了我去做而言，它关联的不仅仅是秘密，而且也是：不说与他人，我意料不到，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有在他人跟前说过或回答过。这既是义愤又是悖论。在克尔恺郭尔看来，伦理的要求以普遍性为根据；所以它所定义的责任与讲述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这种责任以普遍性为依据，以此进行自我辩护，以此认清他的决定和满足他的行为。然而在这种对牺牲的接近中，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些什么了？但愿这不是对责任的担保，因为从伦理的普遍性中生长出来的恰恰是一种非责任性。它教给我们的是怎样说话、怎样回答、怎样认识，进而怎样将个体性从概念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