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注意发挥历史的宣传工具作用。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用来论证秦皇朝代周火德而起,在五德之运中属水德,具有合法性。为了顺应自己政权的德运,在朝章国制上,采取了相应的改制措施,以水德为准,服饰旗帜尚黑,执政也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意识到对皇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对自己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功劳的宣传对政权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到全国各地巡游,刻石记功,宣传自己的功业超迈往古,秦政权永世长存。刻石中随处可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万世,顺承勿革”这样的词句。值得注意的是,秦在兴起时奉行过变革思想,这时却表现出万世不变的保守倾向。
人们比较关注的是秦始皇对历史记载的恐惧态度。他推行愚民政策,不愿意让民众掌握文化知识,保留对统一以前历史的记忆,恐怕由此引发对现政权的反抗。把这一思想贯彻到极致,就是实行焚书政策,毁掉民间流传的《诗》、《书》、百家语和一切非秦国的史书。在李斯所作焚书的论证中,最能打动秦始皇的语言便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按焚书的要求:“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1]这个政策阻碍了史学知识的传播,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