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西方伦理学知识镜像
麦金太尔教授在其《追寻美德》一书的开篇即大胆断言：“后启蒙时代”的西方伦理学由于传统的中断已然只剩下一些道德知识的“碎片”而显得缺乏充分的理论可信度和实践解释力。这一西方式的自我批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就20世纪西方伦理学发展的整体而论，又很难说麦氏的此一论断全然是空穴来风。
道德知识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且总是以传统的方式生长和传承着。这是为什么在此一传统中被视为正当或者善的行为在彼一传统中却可能被看做不当或者恶的行为的根本缘由。比如说，云南傣族的“阿注婚姻”（一妻多夫婚姻制的变形？！）在道德伦理上就难以为汉族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说，任何道德知识首先必定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然后才可能成为一种普适性知识，因而必须首先在特定的道德文化传统语境中才可能被正确地了解和理解。麦金太尔对西方“后启蒙时代”道德知识的状况的指摘正是基于其脱出传统、一味追求普遍理性主义道德知识的主流趋势有感而发的。事实上，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首先就是从这种伦理知识的科学化寻求起步的。1900年，英国伦理学家摩尔《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出版被看做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伦理学知识事件。它第一次系统地批判了各种已有的伦理学所触犯的一个共同“谬误”——即所谓“自然主义谬误”：人们一直试图用某种自然的或人为的东西来定义“非自然的”道德的“善”概念，实际是用某种事实性的东西来定义价值（善）概念，而真正的道德价值（善）却是不可定义的，一如“红色”不可定义一样。摩尔的批判复活了18世纪“休谟命题”的非认知主义力量：我们不能合乎逻辑地从“是然”（事实命题）中推导出“应然”（价值命题），因此关于道德的学问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或知识仍然是一个疑问。伦理学的知识合法性再一次以——与休谟的质疑相比——更彻底的方式突显出来，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伦理学争论不休的中心课题，由是，所谓“元伦理学”（meta-ethics）或“批判的分析伦理学”（critical analytical ethics）也就成为20世纪西方伦理学的主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