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
5.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是中后期的作品，常常使富有教养的艺术家微笑摇头，被精于鉴赏的审美家视为“小儿科”，已很难再在读者心中激起长久的兴趣。这里的症结，以我看来，就在于即事名篇，就事论事，只重眼前暂时的社会功利，企求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一方面，他虽然善于刻画农村的小人物，塑造了一群既没有被拔高也没有被歪曲的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由于作家“重事轻人”，这些人物往往得不到最充分的重视、最精细的雕琢，大都缺乏高度的概括性，未能给文学之林增添不朽的形象。另一方面，他虽然出色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浓郁的农村风土人情画，但由于过分注意现实政治意义，重在表现一些随形势的发展而纷至沓来的细小矛盾，致使画面长度有余而深度和广度均嫌不足，很容易蒙上时间的灰尘，逐渐地失去艺术魅力。幸好他有难能可贵的胆识和赤子之心，敢于为人民仗义执言，卓然独立于瞒和骗的大泽之上，以真诚的现实主义态度反映农村的真实生活，因而不少作品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可是跟随他“迈进”的许多人，却难免滑进阐释或图解政策的岔道，甚至揣摩领导意图、凭空杜撰故事。而这类作品的生命力，自然更其可怜，因为政策多变、问题迭出，一旦时过境迁，它们立刻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