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较有价值的教学论是“强学力行”和“言必有验”，他认为“君子强学而力行”[102]，“学行之，上也”[103]。学是重要的，身体力行更为重要。习行什么，要有选择，要“知是而习之”。他认为，教师所教学的内容，所说明的道理，必须与事实相符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以证明是正确的，还是虚妄的。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104]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扬雄的“言必有验”到东汉时被王充继承和发展，成为王充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
王充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现出批判现实的光辉。在教学论上，他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他深刻批判了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记诵章句的风气，认为教学必须“问难”，圣贤所言绝非全为真理，“难孔”、“伐孔”都是应该的，他说：为了“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105]这些言论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是有重大作用的。从教育上说，这也是对当时严守师法家法的学风的对抗。王充从“疾虚妄”的角度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扬雄“言必有验”的教学论，认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106]，学习要“订其真伪，辨其虚实”，要以实际效果来检查知识真伪。王充对于虚妄的知识是深恶痛绝的，他警告人们不要以为书上记载的事都是可靠的，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107]他本人就曾指出了书中许多错误的记载。在教学论上，王充还提倡“博达疏通”、“学以致用”。所谓“博达疏通”，就是要博通古今，兼容众家。他不满于当时只通一经的教学方式，认为真正的“鸿儒”要“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108]，而且其学要“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109]。学应为世用。他认为，著书立说应有益于世，所谓“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110]。王充“博达疏通”、“学以致用”的思想，对改变汉代崇古、拟古脱离实际的学风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