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宗教和成熟的宗教体系中，“禁忌”不仅仅是一个被划分出来的东西，而且也是一个具有神秘属性和未知力量的不可触及的领域。它的确立意味着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以及“禁忌”之外的可知的世界。当禁忌与图腾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实际上提供给人们一个划分好了的世界。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涂尔干（又译为迪尔凯姆）和莫斯所指出的，民族部落的分类思想已经体现在民族部落划分、婚姻关系和财产分配体系当中。“如果要确立事物间亲属关系的纽带，要建构日益广泛的动物族群和现象门类，那么只要借助家庭、氏族和胞族所提供的观念，只要以图腾神话为起点，就可以大功告成。”[28]也就是说，在原始的图腾与禁忌中已经包含了某些制度性和规范性的东西，它们对人们的认知活动已经产生了影响。同样，在文明社会里，借助于仪式、习俗和制度设计等，那些被规范化了的地方实际上提供给了人们一些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出于约束、调节和维护人们各自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的需要，现代社会制度建设得到了加强，而由这种制度所维系的关系形成了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R.Searle）所说的“制度性实在”（institutional facts），后者成为社会实在建构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