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有些文化人来说，这一论证方式确是“保守”的。第一，在理论上，现代学人对“口语”的评价要远远高过“文字”（参看第四章）。在前面征引的材料中，至少胡以鲁、孟森的话有“执住了死文字来驾驭活语言”的嫌疑，而据顾颉刚认定，这正是阻碍中国方言研究进步的罪魁祸首。[53]第二，书面语言的统一并不能证明这同一批人的口头语言也属于同一系统。刘大白就提出，春秋列国各有语言，不过写文章时皆用“周代的国语”，正好像南洋华侨方言各异，不得不用马来语或英语交谈、写作一样。显然，在他看来，中国人用外语交流，与中国古代的“同文政策”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当然也肯定“同文政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但在其叙述中，后者又和方言的“复杂”并行不悖。[54]那么，对刘大白而言，汉字的统一其实无法减弱方言的歧异。
第二种论证方式是通过对语音、语词、语法等层面的共时性比较，证明各地方言之间同大于异，因而皆属汉语。早在1910年，一个在南洋华侨中宣传国语的组织就声称：除了广东、福建，中国各地方音“不过高低轻重之间，微有区别”罢了。[55]这很像孟森的意见。傅斯年对语音差别的估计更严重，但也认为，除了闽粤之外，各地“言语之殊，殊在质料者极少，殊在音读者较多”。[56]前引高名凯那段话似乎把方言的歧异说得非常严峻，其实也只是欲扬先抑，因为他接下来就力证：各地方言的发音虽不同，“语音的系统”和“所用的字眼”却“大体相似”，语法区别更“极微细”，因此它们都“还是属于中国语的范围之内”。[57]直到1973年，年近垂暮的赵元任还念念不忘为汉语的统一性辩护：“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不但从文字上看是这样，因为应用一种文字来书写，从语言上看也是这样：因为在汉语的各方言中有一批共同的词汇单位，有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和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58]